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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必须发挥国有经济基础性作用

来源:   发布时间:2012-05-17

    国有经济发挥好基础性作用,将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保障,也是转型升级与幸福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更是执政为民、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保证。


  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对今后五年全省工作的总体要求中,突出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作为推动广东科学发展具体实践的动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发挥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


  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必然与唯一的选择。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重大突破,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历经20年实践,广东国有经济在为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作出贡献过程中,自身资产规模与效益也取得重大发展;同时,民营经济在各竞争领域获得迅猛成长,可见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市场化探索过程中累积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前提下,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解决。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国有经济是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以放弃或削弱国有经济为前提,更不是以所谓“公平的私有化”来实现所谓的“国退民进”,而是保持公有制基础性作用前提下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如果说过去30年是市场经济机制促进了国有经济的发展,那么,未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就需要国有经济在维护市场公平、建设幸福社会与产业引领等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首先,国有经济是政府代表全民维护市场公平与建设幸福社会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垄断性、资源性行业由国有经济执行全民的配置意志是科学的体制安排,要发挥应有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实践表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与社会结构特征,决定了资源性与垄断性行业不能放弃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尤其煤、电、水、路等涉及民生福利的领域,国有企业能承担秉持民生宗旨、避免乱涨价的责任和义务,某些政策性亏损正反映了其稳定经济与建设幸福社会的功能;而粮食等重要民生物资战略储备经营更是国有经济防止“市场失效”、保障民生的体现。


  其次,国有经济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具有强大的带动引领作用。作为政府调控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每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之初都需要国有经济汇聚全民之力培育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性与科技型新兴产业,通过资本运营不断孕育新企业并在条件成熟之际适时再“嫁女”,培育更多的民营市场主体。顺德经验即充分证明,正是在资本经营不断“进”与“退”的形式下,国有经济不断在新兴领域发挥引领产业创新的功能,加速社会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实现重大跨越。


  再次,经济全球化竞争需要“国企航母”。面对西方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造就的跨国公司的挑战,现行国际经贸规则表面的公平掩盖着事实的不平等竞争,而且,稍加分析就会看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活动中其背后无不隐现其政府的影子。国有经济本质上是全民联合配置资源的载体和手段,以全民、全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我们唯有凝聚全民力量才能拥有国际市场话语权。作为中国经济国际化的主力省,广东尤其需要锻造一批能够“走出去”的“航母级国企”,大幅提升国际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夯实产业国际竞争力。


  为了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功能,我们在战略上要把握好国有经济规模与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适宜度,策略上必须勇于正视并深化改革国有企业现存的经营与管理弊端。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国有收益(尤其垄断利润)转化为全社会民生投入的体制机制,实现全民委托政府配置资源的福祉。另一方面,要科学区分准公共性企业与竞争性企业,深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以解决效率低下与亏损问题,将承担社会公共职能的隐性成本与掌握公共资源的隐性收益显性化,遵循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深入推进绩效评价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国有企业广大员工创造活力的同时也让全民分享最终成果。要跳出西方产权理论路径依赖,切忌“一卖了之”,防止有人打着“反垄断”之名,行侵占公共财产之实。


  为可持续发挥国有经济综合效能,迫切需要在坚持劳动价值论前提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向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演进,以创新理论支撑国有经济的定位并引领其发展方向,推动其成为实施科学贡献评价机制与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典范。我们走市场经济道路,并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主义性质和市场经济表达形式的统一,旨在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社会生产方式。国有经济发挥好基础性作用,将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保障,也是转型升级与幸福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更是执政为民、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保证。


        (本文章摘自5月16日《南方日报》,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